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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谋杀亲夫未遂案引发的司法大辩论|史太Long

当你听完这个阿云案的故事,你心里会有什么感想呢?我想,我们需要纠正对于传统司法的某些刻板想象。

文 | 吴钩

今天我们来讲一宗刑事案:一名民间小女子被控谋杀亲夫,面临法律对她命运的裁决。这案子案情本身并无曲折离奇之处,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寻常妇人,但围绕案子的判决,多位朝廷大员卷了进来,甚至惊动了皇帝。法官们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化为两大阵营,一方要求判处“凶手”死刑,一方主张从轻发落。双方为此展开一场场辩论,争论了近两年时间。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案子吗?

也许你会说,这不是发生在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吗?确实,历史上符合我们所说特征的刑事案件,并不多见,小白菜案是其中一起。不过,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小白菜案,而是发生在北宋神宗朝的阿云案。由于与小白菜案存在可并论之处,所以我们也会拿小白菜案来做些比较。

阿云“弑夫”与初审判决

阿云是京东路登州所辖某县的一名农家女子,由尊长作主,许配给长相丑陋的农夫韦阿大为妻。婚后,阿云“嫌婿陋,伺其寝田舍,怀刀斫之十余创,不能杀,断其一指”。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近代的五四时期,大概会被新派知识分子塑造成为反抗“封建礼教”的典范。不过在宋代,或者说,在现代,阿云的行凶,无疑涉嫌谋杀(未遂)罪。

韦阿大黑夜中被人斫伤一案,报到县衙。县吏“求盗弗得,疑云所为,执而诘之,欲加讯掠,乃吐实”。古时,谋杀亲夫是恶逆重罪,由于县一级法庭只有判决词讼(民事诉讼)及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,因而无权对阿云案作出判决,案子移送州一级法庭。

当时的登州知州叫做许遵,明法科出身(相当于法学专业毕业),曾任大理寺详断官,是一名具有法科知识背景与司法实践经验、深谙法理的士大夫。

从法的角度来看,阿云案首先涉及宋王朝的两条法律:

《宋刑统名例律》十恶条:“恶逆,谓殴及谋杀祖父母、父母,杀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姐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夫之祖父母、父母。”

《宋刑统贼盗律》谋杀条:“诸谋杀人者,徒三年;已伤者,绞;已杀者,斩。”

“恶逆罪”与“谋杀罪”在犯罪行为上是重合的,但由于“恶逆”的杀伤对象是直系尊亲属,是人伦大恶,处罚更严厉,属于“十恶不赦”的重罪。今天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刑法中,仍然保留着“杀害尊亲属罪”,量刑比一般的杀人罪为重;日本刑法中也有“杀害尊亲属罪”条款,但后被认定为“违宪”。

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“恶逆罪”是否合理,而来关注阿云是不是触犯了“恶逆罪”。如果是犯下“恶逆罪”,阿云肯定会被判大辟之刑,无可赦免。但知州许遵在审案时,发现一个细节:“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”,“纳采之日,母服未除”。按《宋刑统户婚律》居丧嫁娶条,“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,徒三年,妾减三等,各离之。”也就是说,阿云与韦阿大的婚姻关系,在法律上是无效的。因此,许遵认为,阿云刺杀韦阿大,“应以凡人论”,不适用“恶逆”条款,只适用一般谋杀条款。

然后,许遵又发现,《宋刑统名例律》自首条规定,“犯罪之徒,知人欲告,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,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,此类事发,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。”又注云:“因犯杀伤而自首者,得免所因之罪,仍从故杀伤法。”《嘉祐编敕》也有敕文规定,“应犯罪之人,因疑被执,赃证未明,或徒党就擒,未被指说,但诘问便承,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。若已经诘问,隐拒本罪,不在首减之例。”根据律敕条文的法意,如果阿云属于自首,将可以获得减刑,“减谋杀罪二等”,免于一死。

那么阿云有没有自首的情节呢?若按《宋史许遵传》记载,“吏求盗弗得,疑云所为,执而诘之,欲加讯掠,乃吐实。”似乎不算自首。但我们从司马光《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》所附题解中可得知一细节:“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,问:‘是你斫伤本夫,实道来,不打你。’阿云遂具实招。”缉拿、讯问阿云的是县尉,在宋代,县尉类似于现在的刑警,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,属于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刑侦,并不是司法程序中的审讯。按宋朝司法制度,县尉不可以参与推勘,宋真宗时,曾有犯人临刑称冤,复命县尉鞫治,刑部上言:“县尉是元捕盗官,事正干碍,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。”提出要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。换言之,阿云向县尉坦白交待时,尚未进入司法程序,属“按问欲举”的自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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